。孝感與武漢相鄰，在辛亥革命洪流中，各界人士踴躍響應，或首舉義旗，或密謀大事，或率兵參戰(zhàn)，或英勇赴死，

　　提起辛亥革命，人們都知道打響首義頭部***的是武昌（今江夏區(qū))人熊秉坤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把頭部面白底（后改為紅底）九角十八星旗插上武昌蛇山之巔的是孝感市孝南區(qū)人李賜生(又名次生)。

　　李賜生，1887年11月18日生于孝感涂河(今朋興鄉(xiāng))東李家灣，于1950年12月29日病逝于武昌。1900年入漢口博學書院學習，18歲畢業(yè)，結識孫武，深受其影響，并與之義結金蘭。二人對腐敗的清政府產生強烈不滿情緒，遂投軍以圖舉事。1909年李賜生加入反清組織共進會，成為孫武得力助手。1911年10月初，共進社與文學社共同議定于10月10日舉行起義，公推孫武為總指揮。起義軍組織制作了10面九角(代表九州)十八星(代表長城以內十八省）旗，作為起義之用。不料起義前一天因孫武檢測炸彈引起爆炸，聞訊趕來的俄籍巡捕搜走了八面旗，剩下染上了血的兩面旗被李賜生冒死搶得，藏在身上。10月10日晚7時許，陸軍第八鎮(zhèn)工程營第八營總代表熊秉坤率同營弟兄率先舉事起義，打響了辛亥革命頭部***。

　　幾乎同時，由李賜生率領的第二十九標義軍發(fā)起了攻打蛇山的戰(zhàn)斗。李賜生從腰間取出九角十八星旗，穿在旗桿上，一路冒死沖上了蛇山，把義旗插上山頂，第二面旗也由他懸掛到咨議局樓上。辛亥首義頭部***的打響和頭部面旗幟插上蛇山頂，共同宣告了中國二千年封建帝制的結束和民國開元。李賜生因在辛亥革命中的歷史功勛，被民國副總統(tǒng)黎元洪授予金質“武漢紀念章”一枚，民國元年4月9日，孫中山先生與李賜生等150名辛亥元勛親切合影留念。

　　1912年4月9日孫中山訪問武漢時，與李賜生等數(shù)十位首義功臣在漢口河街熙泰昌茶棧的合影。

　　吳祿貞（1880-1911），字授卿，湖北云夢人，生于一個知識分子家庭。1895年，吳祿貞考上秀才。1899年，吳祿貞被選送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騎兵科深造，成為我國留日頭部期士官生。留日期間，拜訪了孫中山，被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所吸引，加入興中會，立志興中排滿。1911年，武昌起義爆發(fā)，陸軍大臣蔭昌調第六鎮(zhèn)李純所部南下，吳祿貞請求隨軍南下卻被清廷拒絕。

　　這時，屯兵灤州的張紹曾舉行兵諫，要求雙方停戰(zhàn)、清政府實行立憲。清政府派吳祿貞前往平息，吳祿貞到了灤州后卻鼓動張紹曾起義，策應武昌起義，顛覆清王朝，張紹曾猶豫不決。隨即山西也爆發(fā)了革命，閻錫山被推為山西革命軍都督，清廷調吳祿貞率第六鎮(zhèn)前往。吳祿貞卻在娘子關與閻錫山會談，組建“燕晉聯(lián)軍”,商定于11月7日共討北京。11月2日，吳祿貞向清廷謊稱山西民軍已接受招安，并以“消弭戰(zhàn)爭”為由在石家莊扣留了北洋軍運往湖北的軍火。吳祿貞的舉動令清廷產生了懷疑，11月7日，吳祿貞被袁世凱秘密買兇殺死，年僅31歲。

　　民國成立后，孫中山特頒頭部號撫恤令，謚吳祿貞為大將軍，并在上海張園召開吳祿貞追悼會，親筆寫下悼詞“蓋世之杰”，以緬懷這位獻身辛亥革命卻壯志未酬的青年才俊。

　　黎元洪，北洋政府總統(tǒng)。字宋卿，1864年10月19日生，湖北大悟縣（今黃陂）人。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義爆發(fā)，黎見形勢難斷，便躲藏不出。發(fā)動起義的普通士兵和下級軍官，為了擴大影響和提高革命軍的聲望，推舉黎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鄂省大都督。黎被迫服從，但仍意存觀望。漢口、漢陽光復，各國領事宣布“中立”，黎才宣告就職。

　　辛亥革命之前，黎元洪雖然不是革命黨，但同情革命黨人。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，總是盡力保全他們。1904年，日知會總干事劉靜庵與革命黨領袖黃興來往的聯(lián)絡書被截獲，報與黎元洪。他便示意劉靜庵托病離開，從而保護了劉靜庵。1907年，日知會的季雨霖秘密響應萍瀏澧起義而身陷囹圄，又是黎元洪出面將其保釋。就在武昌起義爆發(fā)的前夜，孫武試制炸彈時，炸彈不慎爆炸，官兵聞風而至，把革命黨的名單搜去，湖廣總督等人要按照名單抓捕黨人，黎元洪兩次激烈反對，認為名單牽涉面太廣，不能操之過激，以免生變。這兩次建議雖然被拒絕，但也可以看出，黎元洪對革命黨人的感情。他始終以惜才為由，以中庸之道的態(tài)度處理，對已發(fā)現(xiàn)的革命黨能瞞則瞞，實在瞞不過僅以撤職、開除了結，而不愿將之上交或殺害，從而在客觀上為革命保護了人才，積蓄了力量。

　　武昌起義之初，黎元洪以廉潔自律著稱。當時，他與軍政府的職員一樣，每月只支20元的生活費。正在這時，海軍提督薩鎮(zhèn)冰奉命率海軍來漢民軍他聽了手下人員的如此報告后，心里產生了強烈的震撼。

　　黎元洪還經常感知士兵的疾苦，對待士兵十分愛惜體貼，使他在士兵中贏得了崇高的威望。章太炎在《大總統(tǒng)黎公碑》中贊之：“治軍嚴仁，不濫費軍需一錢，有余，即以逮士卒……”清末民初的著名作家蔡東藩在《民國演義》中說:“黃陂（指黎元洪）起義武昌，首創(chuàng)民國，論革命之功，自屬千秋不朽，即以人格而論，民國十余年來，自總統(tǒng)以迄軍閥，亦未有潔身自好如黃陂者。故以功業(yè)言，以道德論，均不得不為民國完人。惜其才識稍短，不免受人利用……不能不哀黃陂之長厚，而痛恨軍閥政客之無賴也。”

　　1912年1月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，黎當選副總統(tǒng)。后袁世凱復辟帝制，他采取抵制態(tài)度。1915年12月，袁以中華帝國皇帝名義下達頭部個封爵令，冊封黎為武義親王（當時蕞高的封爵），黎斷然拒絕。1916年6月，袁世凱死，黎繼任大總統(tǒng)，宣布恢復約法，召集國會，但實際權力則為國務總理、皖系軍閥段祺瑞所掌握，段視總統(tǒng)如同傀儡。黎不甘于受段擺布，聯(lián)合反段派議員、官僚共同對抗，形成“府（）院（國務院）之爭”。1917年在對德宣戰(zhàn)問題上，黎、段矛盾公開爆發(fā)，黎下令免去段國務總理和陸軍總長職務。皖系各省督軍紛紛宣告獨立，以示對抗。黎在無可奈何中，電召軍閥張勛入京調解。張勛乘機擁戴清廢帝溥儀復辟，黎逃往東交民巷白本使館避難，并電請副總統(tǒng)馮國璋代行大總統(tǒng)。段祺瑞利用全國反對張勛復辟的強烈要求，在天津馬廠起兵，迅速擊敗張勛，重任國務總理，黎被迫引咎辭職。1922年6月，直系軍閥曹銀、吳佩孚趕走皖系總統(tǒng)徐世昌，請黎復職，意在以黎過渡，再擁曹為總統(tǒng)。黎復任總統(tǒng)后，無實權，又成了直系軍閥手中的玩偶。曹銀就位心切，仍采取各種手段逼黎讓位。

　　1923年6月，黎再度辭職，退出政壇，移居天津。后黎曾圖東山再起，但組織政府計劃流產。黎晚年任中興煤礦董事長，購置地產，投資實業(yè)。1928年6月3日病死于天津。

　　蔣作賓（1884-1942），字雨巖，湖北應城人。1902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學堂。1905年官費留學日本東京成城學校，加入同盟會。1907年畢業(yè)回國任保定速成學校教習。1909年調任陸軍部軍衡司科長、旋升司長。

　　武昌起義爆發(fā)，奉命赴灤州對張紹曾部宣撫，暗中聯(lián)絡革命黨人，欲武力奪取北京。后往沈陽謀藍天蔚舉兵獨立，均未成。11月漢陽失守，被推為九江都督府參謀長，派江西民軍赴湖北廣濟、黃岡牽制清軍。1912年任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次長，南北議和后，北上續(xù)職。1913年稱病離職，被幽禁西山，袁死復任參謀本部次長。1919年，參與驅逐湖北督軍王占元。

　　1921年主張“湖北自治”，被推為湖北省總監(jiān)。后歷任政府委員及軍事委員會委員、駐德公使、駐日大使、安徽省政府等職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后，清廷立即派陸軍大臣蔭昌率陸軍第四鎮(zhèn)及頭部混成協(xié)前去，并委派蔣作賓赴保定安排南下軍隊之彈藥軍火補給事宜，以支援在頭部線起義軍的清軍。蔣作賓利用職權，采取拖延戰(zhàn)術，故意將軍火安排在編組列車后列第51序列列車上，使清軍攻打武昌的72門山炮只有25發(fā)炮彈，每三門山炮只有一發(fā)炮彈的局面持續(xù)了整整十天。造成清軍彈藥無以為繼、攻城乏力，炮隊指揮官飽受責罵而連連叫苦，不得不天天發(fā)電報到陸軍部催討炮彈，直到10月22日運炮彈列車才緩緩經過孝感，從而大大化解了起義軍面臨的重炮攻城威脅及遭致的生靈涂炭壓力。

　　清廷為挽救其皇族統(tǒng)治，不得已再次起用己被棄用在家養(yǎng)病三年的袁世凱及其部下。袁以欽差大臣的名義，調集馮國璋等部猛攻武漢三鎮(zhèn)，革命形勢十分危急，這時蔣作賓早已布置在新軍中的一些同志，如劉一清、邵保、范熙績等人，策動北方新軍響應武昌起義。10月29日，先由負有守護北京重任的第二十鎮(zhèn)統(tǒng)制張紹曾和蘭天蔚協(xié)統(tǒng)等共同發(fā)起，從灤州電促清廷立憲，撤消皇族特權，倘若不從，則實行兵諫。通電發(fā)出后，清廷大為震怒，遠在前方的袁世凱也為之一驚，袁不得不在軍事部署中有所顧忌。革命黨人策動，張紹曾等人發(fā)出的“灤州通電”，與武昌起義遙相呼應，有力聲援及配合了武昌起義，壯大了全國革命的聲勢。

　　向巖（1872-1959），原名壽蔭，字少菁。湖北漢川人。1905年東渡日本，入東京陸軍東斌學校，次年加入同盟會。1908年畢業(yè)回國，赴川任陸軍速成學堂教官，兼督練公所編譯制度等科一等科員。武昌起義后，以川南宣撫使名義發(fā)布《諭巴蜀檄》。1912年任鄂軍第八師參謀長，后以裁軍去職。1913年討袁軍興，任江南陸軍頭部師參謀長。失敗后赴日加入中華革命黨。曾回國在襄河組織反袁斗爭。

　　護法運動期間，任靖國軍聯(lián)軍第八軍參謀長兼第二混成旅旅長，轉戰(zhàn)鄂蜀秦隴滇黔七省。1922年參加北伐，任廣東韶關大本營將校團副團長、北伐軍第五路司令等職。1925年任國民軍第三軍左翼督戰(zhàn)官、游擊司令。次年于鄂組織北伐軍別動隊。后支援抗戰(zhàn)，營救愛國人士。解放后歷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參事室參事、湖北省政協(xié)特邀委員、湖北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。

　　耿丹，字仲釗，生于1892年，湖北安陸人。1901年，入武昌武普通中學堂。后轉入湖北陸軍小學堂。受到反清革命黨人、學校教習吳祿貞的啟迪，思想極為進步。1910年升入武昌陸軍第三中學，組織革命團體競存社、黃漢光復黨。不久，加入共進會。

　　1911年參與共進會和文學社的聯(lián)合大會，籌劃起義。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(fā)，耿丹被任命為學生軍大隊長，率陸軍中小學生參戰(zhàn)，負責官錢、銅元、警戒工作，后升任禁衛(wèi)軍團長。漢陽保衛(wèi)戰(zhàn)時，任戰(zhàn)時總司令部參謀，協(xié)助黃興布置漢陽防務。并受命軍令官兼督戰(zhàn)官，于玉門帶迎擊清軍。1912年任湖北軍政府近衛(wèi)軍標統(tǒng)、鄂軍第五師團長。后因不滿南北議和，遂辭職。1913年4月，與湖北革命黨人秘密組成“改進團”，參加反袁“二次革命”，后因斗爭失利，遭到通緝，隱匿北京。

　　同年入英國倫敦大學習政治經濟學。1919年歸國任北京大學經濟學講師。次年至鄂，任武昌高等師范教務長和商科大學教授。1926年7月10日，北伐軍攻克湖南長沙，耿丹作為教育界代表，隨董必武、李漢俊赴湖南慰問。隨即受命回漢策動駐守漢口的鄂軍第二師師長劉佐龍倒戈。1927年4月12日，蔣介石在上海發(fā)動政變，劉佐龍暗中與蔣聯(lián)絡，伺機倒戈。武漢國民政府為防不測，任命耿丹兼任第十五軍副軍長，以加強對劉佐龍的控制。后駐防宜昌之夏斗寅獨立十四師叛變，并與劉佐龍勾結，要求劉部在叛師攻抵武漢時響應。耿得知此訊后，及時報告了軍委秘書長林伯渠，武漢政府立即組成中央獨立師主動出擊，在紙坊與敵激戰(zhàn)，將夏部全線日汪精衛(wèi)集團在武漢叛變，耿遵照中共中央指示，聲明辭去所兼各職，與董必武、陳潭秋等商定組織力量到鄂東組織農民舉行武裝起義。8月9日，蔣介石派遣特務唆使劉佐龍捕殺耿丹。8月11日下午，劉將耿誘至軍部查家墩，以“煽動軍心罪，將其殺害，時年35歲。

　　1957年5月15日，中央人民政府追認耿丹為革命烈士，并向其親屬頒發(fā)了由簽署的《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證》，文曰:“耿丹同志在革命斗爭中光榮犧牲，豐功偉績永垂不朽”，給予耿丹以高度評價。

　　耿伯釗(1883-1957)，字覲文，湖北安陸人。1898年中秀才。后考入武昌經心書院。1903年鄉(xiāng)試中副榜。任德安府各屬同鄉(xiāng)會文書，同年參加吳祿貞主持的武昌花園山聚會，并參與主持武昌花園山所設秘密機關。曾與李書城隨昊祿貞赴長沙，助黃興籌組華興會。

　　1904年自費留學日本，入士官學校騎兵科。1905年在日本結識孫中山，加入同盟，組丈夫團，任。1908年任南京講武學堂堂長，北洋督練公所教練處幫辦、《北洋軍事雜志》總纂、陸軍部軍事編輯等職。1911年秋武昌起義，耿氏返北京謀劃響應，因吳祿貞石家莊遇刺而未果。

　　1911年任西軍指揮舒興阿的副官長。武昌起義后，返京謀劃策應。次年任南京臨時政府軍事秘書兼陸軍部顧問官。南北議和后任南京留守府參謀長兼頭部處處長。后隨孫中山至京與袁世凱商議國事。1913年任總司令部參謀長兼兵站總督，參與滬軍討袁。失敗后赴日，1916年歸國，任職于黎元洪。1926年后歷任國民革命總司令部高等顧問、湖北省電信監(jiān)督、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參議、參軍處中將參軍、鄂豫皖“剿總黨政委員會委員等職。

　　武漢解放前夕，耿伯釗與張難先、李書城等辛亥元老在######地下黨推動下，發(fā)起“和平運動”，對武漢和平解放有所貢獻。解放初期，耿任湖北省政協(xié)副等職。耿伯釗的弟弟耿丹（仲釗)，曾為陸軍第三中學學兵，辛亥首義參加者，后來是######早期黨員，1927年犧牲。

　　梁鐘漢（1878-1959）。湖北漢川馬口鎮(zhèn)人。梁鐘漢與梁耀漢梁輝漢為三兄弟，他們三人都是辛亥革命中的風云人物，十分崇拜“洪秀全第二”的孫中山，懷著排滿興漢的大志，相繼赴日本留學。

　　1906年，梁鐘漢留學日本，就讀于礦路學堂。1906年7月，經黃興介紹，由孫中山監(jiān)誓，梁耀漢在日本人頭山滿家中宣誓加入了同盟會。曾受孫中山之命，回鄂發(fā)起革命運動，被捕入獄。1911年10月11日上午，辛亥革命武昌首義消息傳來，梁鐘漢立即在獄中通知同志余治平等響應起義。下午，漢川縣商會會長毛玉成及縣城士紳代表至獄中請梁鐘漢出獄，宣布起義。此時，梁輝漢、張蔭蘭、黃警亞等人也率領馬口起義部隊千余人趕到縣城，迎接梁鐘漢回馬口鎮(zhèn)。梁鐘漢回馬口鎮(zhèn)后，即召開大會，率眾向十八星旗行鞠躬禮，眾人剪掉辮子，同飲慶功酒，正式宣布起義，成立漢川軍政分府，這是辛亥革命首義后湖北省成立的頭部個軍政分府。

　　從時間上來看，漢川起義是全國響應武昌首義的頭部次大起義，梁鐘漢是中華大地上高舉十八星紅旗響應“武昌首義的頭部人。眾人推舉梁鐘漢為民軍總司令，他派專人前往武漢向湖北軍政府負責人黃興、蔣翊武報告起義和組建漢川民軍的情況。

　　起義后，清軍協(xié)統(tǒng)劉溫玉正率領五營精銳之師，從襄陽開抵仙桃鎮(zhèn)，準備進攻武漢，劉溫玉在仙桃揚言，“踏平漢川，直搗武昌。”面臨來勢兇猛的清兵，梁鐘漢集合部隊，挑選了部分官兵，潛入仙桃，與城防隊聯(lián)系，當一切安排就緒，梁鐘漢便于10月23日內外夾攻發(fā)起猛攻。清兵死的死，降的降，殘兵敗將只好落荒而走。仙桃大捷顯示了梁鐘漢卓越的政治才干和軍事才能，也打出了漢川起義軍的威風。梁鐘漢因而被湖北軍政府任命為“襄河游擊總司令”。

　　“二次革命”爆發(fā)后，梁鐘漢等人參加了“討袁護國”，事敗被捕，袁世凱去世后，在上海“西牢囚禁三年的梁鐘漢被保釋出獄。1926年被委任為武昌攻城別動隊總指揮，協(xié)助北伐軍攻城?！捌摺ひ晃濉狈锤锩兒螅蛟冗M步人士被開除黨籍。后長期從事實業(yè)和社會工作。新中國成立后，任湖北文史館館員。1959年2月在漢口病逝。

　　岑偉生，湖北省漢川市白魚鄉(xiāng)西灣村人，1892年出生。1908年他考入縣城高等小學堂，1909年經同鄉(xiāng)好友陳懷生介紹，認識了在漢川監(jiān)獄服刑的革命黨人梁鐘漢。從此以后，開始和革命黨人接觸，他在梁鐘漢的啟蒙下，暗下決心獻身革命事業(yè)。

　　1911年8月，武昌起義已蓄勢待發(fā)、箭在弦上，胡瑛等也知道形勢的嚴峻，派岑偉生作為自己的特使，以學生代表的身份赴上海，向黃興、宋教仁匯報武昌形勢。深夜，岑偉生到陳其美寓所，陳交給他炸彈兩枚、炸藥兩包。偉生冒險把它們帶回武昌，交給女子中學學生張蔭蘭。由于南湖炮隊兵變和武昌革命黨人預謀在中秋節(jié)起義的消息這兩件事泄露，湖北當局命令軍隊提前過中秋節(jié)，并且節(jié)日不放假，所有子彈、***炮栓一律收繳，并派軍官監(jiān)守，排長以上軍官不得擅離職守，士兵不在營歇宿，革職拿辦。武漢三鎮(zhèn)的軍、巡、警頻繁出動盤查，氣氛變得十分緊張。在武昌獄中的胡瑛迅速派岑偉生再赴上海，阻宋、譚前來，岑偉生到達上海的第三天，武昌起義爆發(fā)，宋教仁對岑偉生說:“成敗與否，不是你我所能預料的，你要用全部身心，促成革命的全盤勝利，你不必回湖北，到天津、北京和同志策劃響應武昌起義?！贬瘋ド备敖蚓┑貐^(qū)，聯(lián)絡革命黨人策劃起義。

　　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，岑偉生在東京得到這個消息，異常震驚、悲痛十分，多方查訪宋教仁被刺的原因。痛作悼詞一篇寄回國內，發(fā)表在《國風日報》上，寄托哀思，懷念這位蕞親密的同志和朋友。1913年7月，岑偉生毅然回國參加討袁戰(zhàn)爭，在上海討袁軍中作宣傳聯(lián)絡工作。吳淞口失守后，趕赴南京，在討袁軍頭部師負責宣傳聯(lián)絡，參加過戰(zhàn)斗，南京失守后，只得流亡日本。在日本和熊秉坤同住東京九段坂下辰實館同一房間。經田桐介紹加入中華革命黨，并擔任孫中山先生的中文秘書，以后，一直追隨孫先生。1917年大元帥府成立，繼續(xù)擔任大元帥府泌書。1922年，奉孫先生之命策劃討伐吳佩孚，被湖北督軍肖耀南逮捕，經同志營救，半年后出獄。1923年，任靖國軍宣傳處長。解放戰(zhàn)爭時期，擔任湖北省府秘書，與民主人士江炳靈、馮亞佛成為好友。1962年3月，岑偉生與世長辭，享年70歲。

　　李松山，字佐之，孝感縣人。于清光緒三十年（1904年）投入清軍左下三旗一營二哨（80人或100人為一哨）充當頭棚（14人為一棚）副目。清光緒三十一年，調為四棚副目。

　　宣統(tǒng)三年（辛亥年）八月十九日（1911年10月10日），武昌革命軍起義，李松山與本營諸同志立即響應。他在率領起義同志冒險偵探消防營時，與漢賊張彪所率清軍突然相遇，雙方鏖戰(zhàn)沖殺，在殺傷敵人一部分后，因寡不敵眾，退守楚望臺。之后又由水陸街攻打督署，經過激烈戰(zhàn)斗，清軍潰逃，終于攻克督署。八月二十日（1911年10月11日）晨，李松山與湯啟發(fā)、司馬忠等到黃土坡劉執(zhí)事處，歡迎黎元洪，請他到咨政局出任都督，指揮起義軍隊與清軍作戰(zhàn)。黎元洪任都督后，即派李松山任工程第八營左隊五棚代表。八月二十四日(1911年10月15日），又任命他為敢死隊八棚代表。在這一天下午，李松山聚集敢死隊同志與清軍激戰(zhàn)，終將三道橋之清軍全部擊潰。1911年10月28、29日這兩天里，起義軍與清軍血戰(zhàn)劉家廟（今江岸）歆生路、張美之巷等處，因漢奸內訌，指揮失策，以至漢口落入敵手。1911年11月2日，熊炳坤統(tǒng)領委任李松山為九標（團）三營前隊隊長，防守漢陽兵工廠。李松山受命后，廢寢忘食，晝夜巡查，出色地完成任務。11月27日，漢陽戰(zhàn)爭失利，起義軍被迫撤出武昌，李松山也不得不同時率兵渡江。撤回武昌后，李松山又奉命駐防氈呢廠，當天，前線總指揮黃興為激勵士氣，給他頒發(fā)了獎金。此后，他又奉命防守江岸一帶，以防反動勢力的反撲。民國元年（1912年）正月，部隊奉命開往黃陂，繼又開赴孝感駐防。李松山朝夕與革命軍官兵講習操法，勤學苦練，不敢稍有懈怠，力求使本隊成為勁旅，為他日繼續(xù)革命積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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